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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历史学界,武大和唐长孺这个名字密不可分。1944年,他受聘进入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,此后长期执教于武大。从20世纪50年代出版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到1994年去世,唐长孺的学术高度几乎达到“独步学林”的地步。陈寅恪给他写信说:“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,独诵尊作辄为心折。”唐长孺去世后,史学家田余庆与周一良共同写下挽联:“论魏晋隋唐,义宁(陈寅恪)而后,我公当仁称祭酒。”发微博带视频链接不显示视频
发微博带视频链接不显示视频唐长孺晚年最为自得的成绩,也是两次“坐冷板凳”。1958年,在毛泽东的指示下,中华书局开始组织全国知名学者标点、校对二十四史,史称“翠微校史”。这场跨越文革的学术工程,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和古籍整理的一座高峰。唐长孺是“翠微校史”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。他主持了“北朝四史”的点校,周期长达十年,是“出力最多,点校最久”的外部学者。直至视力退化,仍由学生读稿,自己口述修改。而按照统一规定,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,唐长孺既不署名,也无稿酬。发微博带视频链接不显示视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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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992年,武大生物学系、病毒学系和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合并为成生命科学学院,下设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,成为武大在新时代重要的基础研究基地。早在1978年,武大病毒学专业就从生物学系分出,成立了当时高校唯一的病毒学系,学科领头人是中国现代病毒学奠基人高尚荫。新冠疫情发生后,武大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蓝柯团队在疫情早期就快速锁定病原,是国内最早鉴定出新型冠状病毒的团队之一,并率先发现气溶胶的存在。《发微博带视频链接不显示视频》